从我记事起，这张老照片就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里。照片虽然很旧了，斑斑驳驳的“雪花”分布其上，然而却掩盖不住照片上青年眉宇间的勃勃英气。照片里端坐的青年瘦削单薄，穿着缴获来的制服，制服虽然很旧而且肥大不合身，扣子却扣得齐齐整整，还斜挎着手枪套。青年年纪不过20岁，有着一双浓密的剑眉，挺拔的鼻子，嘴角微抿，眼神平静而又若有所思，显示出与他年纪不相称的坚毅、沉稳。
照片上的人就是我的父亲陶汉章将军。直到现在，父亲仍然很喜欢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凝望这张老照片，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起这张照片的故事。
他说，1935年冬天，革命陷入了困境，红二、六军团离开了湖南桑植，退出原来的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只知道要行动，并不知道是要长征。我们红军学校改编，我和留下的400多名学员编成了教导营，随军团司令部直属队进行长征。教导营营长开始是余在海，到达贵州省毕节后由我任营长，政委是张平化，副营长是高利国。
教导营就是长征路上的红军学校，培养的是各部队未来的指挥员。长征虽然十分艰苦，但教学工作却没有停下。教导营的学员们都是连级以上干部，上级规定，没有上级的命令，一般不参战。实际上，长征途中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军追赶，天上还有敌机轰炸，经常有仗打，所以对我们教导营而言，长征之路是“边走、边打、边教、边学”之路。学员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迅速成长起来，逐步掌握了带兵作战的诀窍。
离开湖南桑植后，我们随红二、六军团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到达贵州毕节后作了一次休整。毕节地处黔西，是贵州比较大点的城市，人口约三四万。到达毕节的第3天，军团参谋长李达找我去当面下达任务：“我军可能会在黔西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贺龙司令员和任弼时政委带领主力部队暂时离开毕节，留守任务交给你们，教导营暂时改为警备司令部，你就是警备司令员。你们现有300多人，都是干部，又都有枪，还有留在毕节的后勤、卫生、工兵部队，也由你们统一指挥。主要任务是稳定毕节的社会治安。”李达参谋长还特别规定了敌机来轰炸时，不准我们打(他知道我们在长征路上经常打飞机)，任由他们炸，敌机发现不到什么，自然就会飞走的。
接受任务之后，我与张平化、高利国、李奇柱(教员)4个人一起研究对策。首先我们进驻了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驻地(他们占用的是民房)。敌人早已逃之夭夭，人去楼空，但一切需用的设施仍在，办公室、食堂都有。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签发的大布告，已在全市各处张贴。布告规定：为维护市区安全，不准10人以上结团行走，不准游行示威；允许市场商品流通，但不准囤积粮食、食盐、烟酒；鸦片为禁品，等等。此时的毕节，到处是抢劫、偷盗和打黑枪，秩序极为混乱。为维护治安，警备司令部作出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抓散兵游勇，实际上这些散兵很多已成了土匪，是扰乱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我们研究之后采用了奖惩办法，由张平化政委草拟并组织散发各种传单，传单声明对这些散兵游勇揭发有赏，隐瞒有罪。传单散出后，老百姓纷纷举报，交出躲藏在家里的这些家伙，约有上百人。经过调查，我们对其中安分守己的，经收容、登记注册，让他们集中住在一个大庙里，不但管他们饭吃，还给伤兵治病。因为有饭吃，以后他们就主动来了。对做坏事的则关进我们接管的毕节市监狱里。
这时，全体司令部成员(即教导营的学员们)，分布在市区重要位置放哨、站岗，并规定白天要“巡市”(即巡逻)两次(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夜晚巡市两次(晚10点和凌晨4点)。当地有一个大教堂，神职人员已不知去向，我们封锁了教堂，保护有十字架的神台，禁止破坏。这些规定和做法影响很大，老百姓看在眼里，都说红军文明。商店陆续开门营业，街市治安开始转向稳定，秩序井然。
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不止这些，当时部队各项物资都极为缺乏，需要补充，我们继续散发一些传单，声明举报国民党留下的工厂、军需仓库有奖。很快就有市民举报。我们接收了一个国民党的食盐“公买公卖处”，内存有几十万斤盐巴，一块一块像石头一样。盐正是我们部队最需要补充的，许多单位早已没有盐吃了。我们严格控制，将盐发放到各部队去。还找到了小型的被服仓库，使红军战士每人增加了两条单裤。
后来，李达参谋长告诉我们，毕节有一位开明绅士叫周素园，曾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他研究马列主义，相信共产党，愿意追随红军，政治部已将他接到机关住下，叮嘱我们要尊敬他。出于好奇，不少教导营学员到他家里参观，看到他家桌案上、书架上堆满了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的报刊杂志。我们还听他讲述马列，的确很有水平。周素园先生在当地很有名望，和不少民团组织有密切关系。为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反蒋抗日，在红军离开毕节前，贺龙司令员亲自把他们组织成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由周素园担任司令员。这件事在当地民众中影响很太，团结了一批人。
我们的学员在“巡市”中发现有一家照相馆。教导营的绝大部分学员从来没有照过相，都很好奇。有的学员说打起仗来随时可能牺牲，真希望能照个相留作纪念。我们离开湖南桑植后，在行军路上给每人发过两次零用钱，除了照一张相，还有多余的。于是我决定带领全司令部的人员到这家照相馆，每人用8毛钱照了张4寸的相片。第一次得到自己的相片，学员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
父亲还说：这张相片就是这样来的，那时我18岁。这张相片能保存到今天，还真是不容易。那时我缴获了一本国民党军队编写的军事书叫《将校袖珍》，对教学很有用处，一直带在身边。这本书是皮面精装的，我就把这张照片夹在了书里，一路带过了雪山，带过了草地，直到今天。
我问：“那些照过相的学员们现在有谁还保存着自己的相片？”
“不知道。教导营中的大多数人在以后的年月里陆续牺牲在不同的战场上了，连他们的名字也都记不清了。能活到今天的，相片也不一定保存下来。这的确是难得的纪念。看着它，我就想起从前，想起毕节的那些往事，想起那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们。”父亲说着说着，便不由得流下泪来。
陶汉章将军简历：出生于1917年，江西进贤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军团教导营营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抗大二分校军事教育科科长、训练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分区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旅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纵队参谋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参加了大同、集宁、正太、石家庄、平汉路破击战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著有《参谋工作》、《孙子兵法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