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改革殡葬旧习俗纪事
几千年来，土葬是中国大多数民族恪守的殡葬形式。一批又一批坟墓的修建，严重侵占了耕地。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革除丧葬陋习，开创移风易俗之新风。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率先垂范，成为改革殡葬习俗的实践者和带头人。
（一）
周恩来的童年是在淮安度过的，12岁离开家乡后，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故里。
1953年，周恩来的婶母去北京看病，在与婶母的交谈中，他了解到农村坟地越来越多的情况。过完春节后，婶母要回淮安了，周恩来派警卫科干部王雨波送婶母回家，同时要他向淮安县委转达自己的意见：平掉周家的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尽管周恩来已经说服了婶母，但县委的干部们想不通，结果未能照办。
1958年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1960年县委常委刘秉衡去北京，周恩来都委托他们平掉周家的祖坟。他说，中国几千年来人死了都是土葬，现在到处都是坟墓，占地很多，又不便耕作。我们干部要带头改革旧的陋习。周总理的每次意见县委都认真讨论过，但结果总是：这样做，不但群众通不过，党员通不过，就是县委也通不过。难道淮安县的增产增收，就差那么一块坟地吗?坟不能平！挨批评也甘心，这是人民群众的心愿。此事又被搁下来。
1965年春节前的一天，周总理的侄子周尔萃，准备回淮安探亲，前来向伯父伯母辞行。总理再一次严肃地向周尔萃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一定要把家里的祖坟平掉，遗骨深埋，坟地交生产队使用，一切费用由他支付，此事必须在春节前办完。他说，这件事从1953年讲起，13年没有解决。你把我的原话转告县委，如果再拖不办，我要给省委下命令。你遇到困难给我挂电话。接着他做起尔萃的思想工作：国家耕地面积太少，平掉坟地，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破旧俗、立新风的一场革命。他叮嘱尔萃做好这件事，不能简单化，要做好家人、县委和群众的工作。
带着这个特殊任务，周尔萃回到淮安，先向家人转达伯父的意见，做家人的工作，然后到县委，讲述了总理的意见。县委的同志深为总理带头移风易俗的精神所感动，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按总理的指示办。1965年农历腊月30日上午，周尔萃和淮安县委的同志带着青壮劳力平掉了周家的祖坟。周家的祖坟共有7座坟墓，埋着13口棺木，占地不足1亩。平整时，所有棺木原地下沉，用土填平，坟地里的树木都交给生产队。总理得知此事办好后，让秘书给淮安县委寄去70元钱，作为损坏麦苗和支付劳力工资的费用。
总理逝世后，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他的亲属又将远在绍兴的祖坟平掉，土地交生产队种上了茶叶与番薯。
周恩来带头平掉祖坟，还坟为田的事迹，当时没有被广泛宣传，但在家乡干部群众中早已传为美谈，使人们对死者的纪念形式和死亡的理解有了新的内涵。
（二）
1975年9月，周恩来在一次手术后，身体十分虚弱。他知道自己的病难以治愈了，便把医生叫到身边说：“现在医学还没有治愈癌症的办法。我死后一定要解剖，为以后治疗癌症积累一些经验，也算我为人民作最后的一次奉献。”临终前，他特意向邓颖超交待，死后丧事从简，不要浪费，不要保留骨灰，撒到土地里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遵照总理遗嘱，医生当天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解剖时，医生发现他的癌肿异常严重，多处扩散，十分敬佩总理对病痛所作的常人难以做到的克制。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忍着巨大的悲痛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丧事从简，骨灰不保留，要撒掉。1976年1月12日，邓颖超对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和恩来没有子女，我们是共产党员，后事应由党支部来办。你们是支部成员，我叫你们来，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把恩来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当张树迎三人忍不住哽咽起来时，邓颖超反倒安慰他们：“接到党中央批准的消息，我很高兴。恩来生前多次说过他的骨灰不保留，这是我们俩早就约定好的。他以前总是说这件事他能替我做到，我能不能替他做就很难说了。现在中央已经同意，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很高兴。”
周恩来骨灰播撒工作是1976年1月15日完成的。那天傍晚，当邓颖超双手抚摸骨灰盒，眼含泪水，一字一顿说着“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安息吧！”向总理告别时，在场的人们都放声痛哭了。晚8时许，执行人员怀抱总理的骨灰盒登上平时用于播农药的安—2型飞机，载着全国人民沉重的哀思在夜幕中起飞了。当飞机经过密云水库上空500米高度时，第一次拉了播撒把手，将骨灰撒在湖泊中；在飞经天津上空时，第二次拉了播撒把手，将骨灰撒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黄河边的北镇，第三次拉了播撒的把手，将骨灰播撒在代表中华民族历史摇篮的黄河上。第二天，当执行人员向邓颖超汇报时，她由衷地感谢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同时表示她死后，骨灰也要撒掉，也要靠支部的同志们来完成。
（三）
1957年春季，周恩来在八宝山公墓参加一位国务院副部长的葬礼。死者的妻子出于对丈夫的思念，哭泣着要求总理批准在她丈夫的墓旁留一块地，日后可以合葬。总理亲切安慰她后，又给予婉转的批评，指出共产党员怎能这样纪念死去的人呢?活着的人不想着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而想着占地、同穴，能对得起死去的人吗?总理的话使她深受教育，也在广大高级干部中引起强烈的震动。那天在回城的路上，周恩来思索了很久，然后对同车的人说：如果每个人都为死后保留一块地， 若干年后中国的耕地就所剩无几了。还是火葬好，几块钱买个罐子装上骨灰深埋地下，既经济、卫生，还不占地。应该说从土葬到火葬是一大进步。
一年后，经过周总理批准，北京东郊和八宝山相继建成了火化场。曾经参加过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济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国防部副部长陈赓等逝世后率先实行了火葬。
随着火葬的普及，从70年代起，北京骨灰堂开始告急。1973年，八宝山公墓骨灰堂也存满。当时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批复八宝山革命公墓扩建骨灰堂的报告时指出：“骨灰可以投入水中喂鱼，也可以撒到土里做肥料。”他多次强调指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一定要留下骨灰呢?从土葬到火葬是对中国几千年来旧风俗的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是同旧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
周恩来生前从未强求任何人逝世后与他一样不留骨灰，但他的这一行动却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响应。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纷纷留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遗体献给医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丧事简办的风气正在逐步形成，很多群众以树代茔，把骨灰深埋地下，不留坟头和墓碑，绿化祖国山川大地，或将骨灰撒向大海。总理故乡的淮安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也于1984年在全省率先实行了殡葬改革，并连续几年保持百分之百的火化率，成为江苏省殡葬改革先进县（市)。周恩来虽没有陵墓，但他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