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母亲在与我闲聊中谈起了她的一枚私章的故事。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当时母亲在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民运队工作，和部队一起行动。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十来天后，伤亡惨重。为保存有生力量，军部要求各部组织分散突围。为了轻装，当时母亲身上除穿的军装外，就只有两枚手榴弹和一条几乎空了的米袋，衣服口袋里有一把小梳子和半支铅笔，再就是一枚印章。突出重围后，为了找部队，她们十几个人白天隐蔽， 晚上行动。有一天，走到繁昌县时，她们终于找到了县委。经过短暂的休整，县委决定把两个女同志暂时留在县委机关做地方妇女工作，其余的同志返回部队。当时母亲与另一位女同志被安排在一农户家。有一天，母亲正在给十几个妇女与孩子上课，教识字，宣传抗日。突然间听到放风的女孩喊：“鬼子来了!”话音刚落，十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伪军已朝她们这边闯来了。母亲镇定地带大家躲到麦田里。她赶紧挖了一个小坑把几张纸撕碎连同她的印章一起埋好。其时，正值五六月间，麦子还没有收割，本来是可以藏身的。可那些孩子由于害怕、慌张互相挤推，结果鬼子看到麦田里有骚动，就放了两枪，又派了几个伪军下了江堤往麦地这边搜索，把她们十几个人都搜了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知道后哭着闹着纷纷去领自己家的孩子。鬼子看看没办法，查问一下只好放人。最后就剩下母亲和另外一个女孩。汉奸翻译听母亲的口音不是当地人，起了疑心，正危急时，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妈哭着来要人，说我母亲是她家的孩子，长期住芜湖姨家，最近刚回来。就在翻译和鬼子将信将疑时，大妈就连拉带拽地将母亲拖走了。回到县委机关，母亲才知道是领导派大妈来救助的。
母亲还告诉我说，那枚印章事后也重新挖了出来。“战争时期印章有什么作用呢?”我追问。母亲回答说：“我当时是搞民运工作的，经常在基层宣传群众。当时在敌占区、游击区没有我们的邮局，更谈不上电话，一般工作人员对上请示报告，写材料，只是用一张普通的白纸写上你所叙述的内容，并把那张纸条折叠成条型对折，再折返，相互对压，在中心位置盖上印章，交递步哨传递。这印章代表着革命者的身份啊!”60多年过去了，母亲十分珍惜这枚经过艰苦岁月磨炼的印章，并一直精心地收藏着它。母亲说着，从一个精致的小盒里将这枚印章取了出来。
我端详着那一枚篆刻着母亲姓名“赵亚之印”的印章，不禁感慨万分。它使我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也使我对老一辈革命者增添了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