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今年第2期“学习与思考”专栏发表居欣如同志《为“弱势群体”说几句话》一文，对去年某周刊所载的《应该崇尚优胜者》一文关于弱势群体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后，引起一些读者关注，并就此撰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本刊拟予陆续选登。
猴年第一天，我特别注意新华社从郑州发出的一条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南与干部群众共度春节，在大年三十那天走访了低保户李焕昌和陈凤荣的家。《解放日报》的大标题是：《逢年过节，不能忘记困难群众》。
《应该崇尚优胜者》一文曾有一个“忠告”。作者说，“访贫问苦”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优良传统，但是，弱势群体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领导人的观念应该与时俱进，不应该把失败者失败的责任包揽过来，而应该首先让失败者自己承担责任；媒体则应该多报道领导人“访能问贤”。我们的媒体似乎没有听信这个“忠告”。
对弱势群体应不应该关心，并且对他们承担—定的责任呢?
首先，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历史看。产业革命以后，英国人口大量流动，失业、流浪、贫困现象比比皆是，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项法律，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保障最初的胚胎。19世纪30年代，修改后的《济贫法》明确认定，要求社会救助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社会有保障公民生存的义务，从而确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保障观念：保障有困难的公民的基本生活是政府的责任，获得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公民的权利。近些年来，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中国政府是个负责任的政府。”的确，对内对外，中国政府都是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外，中国政府提倡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对内，中国政府对广大的中国公民负责，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对困难群众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访贫问苦，关心和保障弱势群体，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领导人的具体表现之一，体现了现代社会保障的理念。
其次，从现实情况看，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正在飞速发展，同时，我们的社会也正在快速分化。在社会快速进步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问题之一，是社会分化的速度快于社会保障体制健全的速度，产生了数量日益增多的困难群体，其中包括该文作者所说的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弱势群体规模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领导人经常访贫问苦，了解弱势群体的生活情况，是落实关心和保障弱势群体的一种必要的手段，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何况，许多竞争中的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他们本人的不努力，而是有着许多客观上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
再次，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把为中国广大劳苦人民求解放写在自己的战斗旗帜上。革命战争年代，党为穷人打天下，谋翻身；经济建设时期，也始终把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有2.5亿的贫困人口，今天已经下降到了2800万。近些年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有条件的地方也在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线。我们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现在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好了，在幸福的年代，我们怎么可以因为条件变化而忘记了长期支持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劳苦大众，把访贫问苦作为一种不适宜的观念加以抛弃呢?
作为一个执政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当然不能只讲“访贫问苦”，不讲“访能问贤”。事实上，我们党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一直重视“访能问贤”的。该文作者把“访贫问苦”与“访能问贤”对立起来，要求领导人改变观念，把注意力从“访贫问苦”转向“访能问贤”，实在是多此一举。
附带说一下，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据我所知，学术界对如何界定弱势群体，至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意见如何分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把“吸毒者、赌徒、懒汉、二流子’以及挥霍一空的纨绔子弟”归到弱势群体中去。《应该崇尚优胜者》的作者也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学者，但从这篇文章的内容看，我认为他对这个问题似欠扎实的研究和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