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达相处70年，从未间断过联系。而今，我虽年长，马达却已先我而去，每思及此，伤心不已。
我们相识于70年前。1941年前后，我在上海搞地下学运工作，组织恐我暴露，急令我立即撤离。于是我通过苏北青龙港登岸，偷越封锁线，经二甲镇、北新桥进入根据地。
我被分配去新组建的“苏中滨海工作委员会”，地处离浒零38里的弶港。弶港是紧邻东海边缘隆起的一个完全孤立的大墩子，随海潮时现时没，四周一片滩涂地，荒凉无际，寸草不长。
我沿着依稀可辨的牛拉木轮大车碾划出的痕迹，踽踽迈步，只见零星的拾贝渔民。再往前走，先见到渔船桅杆的点点黑影，黑点变大变近，绕过一座小龙王庙，七拐八弯，才好不容易找着一家渔户，终于摸到了“工委”，受到林枫、徐志仁正副主任的热情接待。同时在场的还有马达，他南方口音，是一位眉目清秀的英俊青年。马达个子不高，性格开朗，大家常笑嘻嘻地呼其“小马达”。他比我小4岁，相近的年龄、身份，立刻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彼此热络地攀谈起来，很快就成了知友。我这个没离开过大上海的城市学生，初到条件艰苦的农村根据地，一切都感到新鲜，又结识了马达这样与我情趣相投的好友，心里更觉振奋。
“滨海工委”辖跨越东台、泰东、如皋三县的一条狭长地块。作为苏中的“后方基地”，如伤病员救治医疗机构、简陋的军械修制工地以及鞋袜供应工厂等，时常遭到敌伪、顽军的袭击。
在这样的狭缝中求生存，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所驻的弶港北端，散落有数十户人家，那是渔民的栖息地。西边则是大片灶区，灶民的祖辈们据传是当年流放此地做苦役的囚犯。他们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烧盐，受尽官商残酷剥削。每日以小虾、小蟹、螃蜞发酵成的海渣下饭。“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渔灶穷”，是当时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海边无淡水，马达和我这样城里来的青年，也是不刷牙不洗脸，更不用说洗澡了。跳蚤、臭虫、虱子每日相伴，还被大家诙谐地称作“革命虫”。记得，我见到虱子从马达的旧棉袄内袖口落出时，还和他打趣，他则不以为然地说“虱多不痒嘛”，哈哈一笑了之。恶劣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们虽然分开了，但友谊从未断过，也从未淡过。
即或在“文革”期间，彼此都成为被批斗对象时，我与马达也曾应吴强、尹卜甄之约，同往做客。当我们敞开心扉谈着所遭到的不同“厄运”时，是何等地痛快！
在我主持市老干部大学工作期间，在大报社主持工作的马达帮助编印大学的校报，提供了完全的无偿服务，“大报”扶持幼嫩的“小报”，马达此举令老干部们为之赞美不止。
马达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后来作为新闻战线当家人，他善于抓根本、管大事、识全局。在作风上一贯注重抓早、抓紧、抓好。在新闻业务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年，《文汇报》刊出小说《伤痕》、话剧《于无声处》，已为众所知晓，毋须赘述了。
好友已离去，往事仍在目。奉上小文，追思马达老友！